赵刚多年研究我国的科技与创新政策，较早提出并系统研究全球创新体系、全球创新网络及全球创新中心等概念和理论，在国内外创新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他积极实践，推动国内外创新交流，于2015年在美国硅谷发起成立全球创新中心，发起创立“中国双创联盟”，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创业创新活动、推动国内科技创新政策贯彻落实。

        记者：您是研究全球创新理论的专家，请简单介绍一下目前全球创新的大趋势？
        赵刚：这个问题，可以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跨度来看。从第一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开始，我们已经经历过三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当前，正是第四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孕育、成长和爆发的时期，智能制造、物联网、能源环境以及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正在孕育着重大变革。
这是一次难得的大洗牌机遇，谁能抓住，谁就能登上科技战略的制高点，进而成为世界分工中的强者、世界格局的掌控者。但不能否认，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全球性问题，比如气候、能源、环境、农业、疾病等，并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都需要全世界携手共同应对。
        因此，在这个历史关口，全球化竞争空前激烈，但合作趋势同样明显，全球创新在竞争与合作中得到加强，也必然会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核心内容之一。
        过去，是欧美发达国家为主控制全球创新体系。他们依靠几次科技革命以来积淀的技术优势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和创新资源，生产了全世界最主要的专利产品和技术标准，通过自己的产品和文化控制了全世界的市场，并在全世界设立研发机构、生产基地，在对全球创新资源的配置中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
        现在，中国等新兴国家通过改革开放等融入了全球的分工，进入了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给全球创新的版图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动力。特别是中国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巨大的科研投入和蓬勃兴起的市场，给我国建立全球创新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世界科技资源、创新要素的配置上，我们要发挥主动性，发挥自身的优势。我们正在逐步设立全球创新中心，还要设立重要的节点，或者在一些重要地区设立适合的载体、平台，通过政府的、非政府的，企业的、市场的等各种各样的手段和方法，建立起由中国主导的全球创新体系，为我们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以及“两个一百年”的复兴服务。

        记者：我们现在已经开展的国际创新合作有哪些？
        赵刚：改革、开放、创新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原则。要融入全球化，就要同世界主要国家、主要经济体进行多层次的合作。
在政府层面，我们已经与一百多个国家、地区、经济体签订了一百多项政府间的双边、多边合作协议，并以此推进人才、技术、成果等的交流与合作。
在学术层面，我们的科学家、工程师等，都在与世界范围内的同行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开展合作。
        在企业层面，企业是经济当中最活跃的要素，特别是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动力。我们谈创新，创新就是各种要素的组合，是谁在组合，就是企业家。熊彼特定义的创新，就是破坏式创造，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这其中就是企业家在起作用。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创新资源就是通过他们的跨国公司。我们也要充分发挥企业家、企业的作用，帮助他们走到世界上去，在整合全球创新资源中起到引领、重组和颠覆的作用。
在这样的趋势下，我们组织了中国的产学研机构——地方政府、高新园区、企业、大学等，计划在全球创新比较活跃的三大地区——北美、欧洲和亚洲，与当地合作共建全球创新网络。比如，我们已经于2015年在美国硅谷建立了全球创新中心，同样会在英国、德国、俄罗斯、以色列以及中国台湾等地建立。这些创新中心将与当地的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共同合作组成全球创新网络，让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更有效地配置优质创新资源。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中国发展，还要带动“一带一路”国家，带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这也是我们和西方的明显不同之处。

        记者：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提出有怎样的渊源？
        赵刚：当前，我们国家处在转型升级、调整产业结构的关键时期，经济处于新常态，更要在更高层次上，在更大范围内，加大全球创新的力度，用好用活国际的人才、技术、市场、知识、原材料、能源等等一切资源。
        我们国家现在提出这个政策，我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全球科技创新竞争加剧，我们要摆脱追赶的命运实现超越，实现弯道超车，必须采取非常规的办法。在战争年代，我们的法宝就是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只有广大老百姓投身于创业创新的活动当中，才能更好地把我们的聪明才智，把我们蕴藏的创新潜力发挥出来。
        第二，这是中国自身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社会转型各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从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引进国外产品，到上世纪90年代加入WTO后实现产业转移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再到2008年之后大规模技术转移的发生，我国的产业格局已经发生变化。我们要抓住这次技术转移的机遇并实现技术产业化商业化，就应鼓励创业者的激情，支持他们的想法，肯定他们的能力，由他们来把技术变为产品，实现产业化、商业化。这是一次从下而上的创新，是“草根创新”。
        第三个因素跟我国的就业形势有关。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新常态，保持中高速增长，安置大学生就业成为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大学生创业，不仅解决自身就业，也能带动别人就业，从而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同时，更多的创业成果，会产生新的业态、新的商业模式，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向中高端升级有积极作用。
        创新的概念和理论，最早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上世纪提出。他的技术创新理论包括新的技术、新的工艺，新的管理模式、新的市场，新的原材料来源，以及制度的创新。
        我国的创新政策几经调整，到今天，中国政府正在倡导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就是要解放和释放劳动力，更好地发挥科技的优势，更加强化科技创新的作用。
        因此，中央提出，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是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十三五”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也将创新排在第一位。这意味着，国家的核心战略就是创新，创新成为国家全部战略的关键。中央把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国家关于创新政策的一次最集中体现，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独特的。在中国，创新政策到了一个能够释放巨大能量，推动经济产生裂变的历史阶段。

        记者：您对国内“双创”工作的开展如何评价？有哪些建议？
        赵刚：现在，国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火如荼，不但在大城市、发达地区，在中小城市甚至中西部地区都在蓬勃发展。各地政府也给予了很多支持，比如提供载体、空间、经费补贴、税收减免、人才培训等。我们很多企业，不仅是创业型企业，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也在积极推进双创工作。应该说，目前双创的影响、普及面、广度，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大家对双创的规律性认识还不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是凑热闹、喊口号，而是要踏踏实实深入进去，解决老百姓生活生产当中遇到的难题，并把想法变成物美价廉的产品、易学易用的工具。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差距。
        第二，我们很多创业者有一个误解，就是只要一进入“双创”领域，自然能得到资助。要清楚，政府的支持必不可少，但也只是锦上添花，光靠政府的支持是无法创业成功的，必须要有过硬的能力、技术、产品、商业模式等。同时，创业者的心态要摆正，成功毕竟是少数，要有失败的准备，要耐得住寂寞，这是创业者和政府都应注意的。
        第三，双创工作是一项持久战，不可能速战速决，需要长期的努力。要三五年、十余年甚至更久，不能急于求成，要摆正心态，沉下心来。
第四，政府改善投资环境、创业环境，保护创业积极性是对的，但手不要伸得太长。简政放权不能因为推进双创而被推翻，“过分审批”“寻宗寻祖”等的重新露头，只会带来不好的效果。

        记者：那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从体制上保障双创工作的落实与推进？
        赵刚：要保障双创推进，我认为第一个就是政府机构的职能改革一定要到位。现在中央强调的简政放权、减少审批制、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等都非常好，但这需要各级政府逐级落实到位，不仅从认识上，更从工作上、措施上。
        第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我们的科技成果、产品是科学家和企业千辛万苦才取得的，成功后却要面对“假冒伪劣”的恶意攻击。如果政府不严厉打击这种恶劣现象，不能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发明人的创造积极性势必受到打击。
        第三，人才培养、使用、奖励、激励等机制一定要健全。我们现在大多强调民营企业创新、大学生创业，但实际上在体制内也有很多的创新潜能、创业潜力，怎样打破体制的壁垒让他们充分发挥创造力，释放创新潜能在市场上发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四，推进金融制度改革。过去支持大企业、大机构，现在面对中小微企业、普通创业者，怎么贷款、怎么投资、怎么担保、怎么抵押，都没有很好的模式，制度上也有缺陷。在这方面，金融制度改革应加快推进，应向实体经济、小微创业者以及有创新能力、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