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李兮言 发自广州

中国的未来会怎样？有关中国经济走势的争论，近两年来似乎达到了一个高潮。一方面，经济增速“破7”，已经快成为妇孺皆知的街巷话题；另一方面，针对近两年来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措施，经济学家们对其看法各不相同。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少卿看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可以达到8%甚至更高，但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两头冒尖”的状况显著。在其新作《走出发展的陷阱》（中信出版社，2016年4月）中，黄少卿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一头是骄人的经济增长表现，另一头是严重的腐败、大范围的环境污染、危及社会稳定的收入分化。

后发优势可赶，后发劣势难学

时代周报：孙立平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而是“转型陷阱”。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黄少卿：在我看来，孙立平教授实际上是在解释为什么改革会停滞，体制创新为什么不能够发生。他是对改革体制本身作了一个解释，也就是因为既得利益的阻挠，导致体制改革和变革难以发生。

我认为这一说法和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是不矛盾的。应该说，相当于是作了更深度的分析。我在书里面也特别作了分析，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其实是公共治理的陷阱，更直白来说，是体制转型的一个陷阱。

中国是利用后发优势，是用学习模仿的发展模式发展，当学习模仿到一定阶段，后发优势用得差不多了以后，就到了需要依靠创新能力来维持经济发展的时候。这对制度的要求和以前是不一样的。模仿、追赶的时候，由政府来配置资源和主导产业发展，虽然会存在低效率的问题，但是问题可能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对经济发展形成一个非常强的阻碍。但是当我们逐步发展到一个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上来、先进技术也模仿得差不多了之后，就不能再依靠模仿，再依靠购买国外的机器设备了。

靠自己的创新能力来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这个国家进行创新的机制。这跟过去的体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科学的发明、技术的创新，一个很大的要求就是允许思想上的充分自由，允许对权威的充分挑战。我们需要给这些创新者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甚至需要政府掏很多钱把这些人养起来。如果创新不能够起来，而后发优势又用得差不多了，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很自然地就掉下来了。一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就会长期徘徊在一个中间状态。

时代周报：中国经济发展是“后发劣势”还是“后发优势”？

黄少卿：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这两个概念，严格来说不在同一个层次。后发优势指的是技术水平比别人落后，后发劣势则是杨小凯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后发劣势的制度问题，相对后发优势的技术问题，更难学习。技术直接买过来就可以了，但是制度这个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国家的各种因素，没办法直接从别人那里拿过来。制度是一个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博弈结果，所以社会里面决定各自利益的那些因素不发生改变的话，现有的制度也不会发生变化。

中国过去30年经济发展，的的确确是借助了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取决于一个国家和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一般可以用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来替代。比如说中国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人均收入差不多在8000美元左右。按照联合国对于不同国家收入水平划分的话，高收入国家是11000美元以上，韩国现在接近3万美元，美国差不多在5万美元。我们现在离高收入的门槛差了约3000美元，也就是差了40%。

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后发优势依然还有很大空间，但这个空间取决于怎么更好地去学习和追赶人家。购买机器设备、直接把技术通过物化的方式拿过来很简单，但是如果想把人家技术当中的核心部分、有知识含量的部分学习过来，就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人才培养。这方面，中国目前恐怕还有很大的障碍。

新型政商关系亟待政府革新

时代周报：你书中提到的“两头冒尖”和“乖张繁荣”的现象，应当如何解决？你提到制度改革，在现阶段的国情下，哪方面的制度改革最应先行？

黄少卿：“两头冒尖”和“乖张繁荣”的现象，本质就是旧的政商关系的一个结果。中国过去的政商关系是什么样的？就是企业家对政界、对政府官员、对权力的一种依附关系，基于这种依附关系，产生了一种畸形的政商关系。

一旦企业家和官员拉上了关系，那么官员就会从各个方面，不管是正当还是不正当的方面，给这个企业帮助，使这个企业家的生意能够做得比较好。一定程度来讲，这种政商关系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过去20年间，在正式的一整套市场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这种政商关系的的确确帮助了早期的企业家顺利地进行商业活动，很多官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了市场，打开了商业关系，让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的缝隙当中一点点长出来了。所以这种旧的政商关系也有它非常积极的一面。

但问题在于，这种关系一旦形成以后，就有路径依赖效果。当企业家和官员进行联盟以后，就会把这种关系固化下来。经济发展其实是不断创新的过程，要创造出一个更有效的东西，把原来那个没有效率的企业逐出去。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一定要给创新者创造机会和途径，让他能够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对既有者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挑战。如果没有这种挑战，既有者会不思进取。但是在中国，因为早期的企业家和官员形成了一种不可触摸的密切关系网，新的企业家进入时，官员反而会给在位的企业家帮忙，为新入者设置障碍，维持在位企业的垄断地位和现有格局。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商关系。今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首次用“亲”“清”两个字阐述新型政商关系。所以我认为要把“两头冒尖”和“乖张繁荣”的问题打掉，现在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政府改革，必须要让中国的官员服从法律、遵守法律，按照法律的要求来进行公务活动，这是建立新型政商关系的一个核心点。

但这种公共治理转型，面临很大的困难。想要解决，我认为需要用社会来约束政府行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强大的中等收入阶级，一旦政府侵犯了社会的正当利益，就很难进行自我的维护。那要怎么培育一个中产阶层呢？首先就是要保证经济在一定阶段里面有一个持续的发展，因为中等收入阶级的产生，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地扩张、壮大起来的。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提到了PPP问题，根据财政部公开的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数据信息，截至2016年5月底，全国各地PPP项目总计有8644个，项目金额接近10万亿元。但是，民间资本参与PPP模式的积极性不高。PPP模式推行，是否真正能起到控制和转化政府债务的作用？又如何解决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积极性的问题？

黄少卿：经济危机的根源从来都只有一点，经济效率下降。如果投资没有效率，回报率越来越低，银行就会不断有呆账坏账产生，最后就表现为金融危机。不去想办法提高效率，很难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PPP的问题也是一样，过去政府直接投资财政和国有企业，通过政府的投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投的项目都是低效率的项目，现在甚至利息都还不了。现在我们直接去搞PPP，通过私人，也就是所谓的社会资本的介入。但这里面存在一个基本的问题，它深入的方面改了没改？民间资本如果意识到这个项目没有收益，或低效率的话，那它当然从一开始就不会进来。

所以现在这么多要通过PPP的政府项目，都存在风险。首先是财务风险，因为以往通过银行的投资效率就很低。第二个是制度的风险，项目谈判、实施以及最后利益分配过程当中，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政府随时可以改变企业和公共部门、政府部门签的契约。因为这些，我们就会发现，现在PPP是雷声大雨点小，项目虽然多，政府虽然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行这个事，但是目前推进有限。要让政府项目得到大家的认可，要有真的具有经济技术的效益在里边。这个问题不解决，单纯通过PPP改变融资模式，是不会有结果的，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国企改革应考虑民企参股

时代周报：中国近期会发生经济危机吗？

黄少卿：经济危机的问题当然大家都很关心，现在有很多人抛出了自己的观点。有的人说危机就在眼前，短则6个月，长则三年，中国一定会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我不敢有这么言之凿凿的一个判断，因为我认为中国经济还是很有韧性的，也就是后发优势还可以挖掘。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很可能还能够在8%甚至更高水平之上，但是潜在的增长率不等于真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潜在的增长率必须要把这个潜力充分地用上了才能发挥出来。

中国有几大红利是可以去挖掘的。第一个红利是效率红利。我们有很多资源配置是错配的，我们让国有企业用了那么多的资本量，而国有企业的效率相比民营资本要低得多。为什么不可以让民营企业去并购国有企业？或者说让国有企业的资产转变为资本的形态，然后把钱投到民营企业里面去？如果资本从低效率的行业、企业转而配置到高效率的行业、企业里去，就会释放出很大的增长潜力。

我们还有高等教育的红利。从1999年大学高校扩招以后，中国现在基本上有5000万受过高等教育培养的人，现在他们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还有一个红利叫信息化红利，我们过去在信息设备、信息技术领域里投资，每个月的增长速度是35%，但如果一台计算机只是来代替一个算盘，那根本没有什么效果。它还要求这个社会的企业组织形态、社会的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才能够产生效果。

现在经济增长放缓显然是因为已有的制度、组织和各方面的架构不适应。如果改革能够推进的话，其实上述潜力很快就能够释放出来，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会发生经济危机？

时代周报：你刚才提到这个国有企业效率低的问题。供给侧改革进行大半年，亮点和难点在哪？

黄少卿：“供给侧改革”这个词，严格地说，应该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都反复讲一个说法，“供给侧”三个字可以没有，但“结构性”三个字不能缺。它其实就是体制改革，通过体制改革来实现供给侧的效率提升，这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没有效率的话，危机就会存在，现在的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

如果要说它是体制改革的话，就有意思了。它何止进行了大半年，它从30年前就开始了。现在虽然换了一个名词，但说的还是老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当然是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因为现在国有企业、国有部门占据了60%-80%的资源，却只创造了社会30%不到的产出，成了极端低效率的部门，一定要加快推进国企、国有部分的改革，否则中国经济是非常危险的。

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改革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一直认为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国有企业的任命都是以一种行政化的方式，这些东西不发生变化，国企改革怎么能够改得动呢？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我是非常看好这个指导意见的，里面特别强调了要把国有资本分为两种，一种是公益性的，一种是商业性的。我认为商业性的，能退的尽量退，不能退的，就要把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变成国有资本的管理模式，然后逐步地从管理企业变成管理资本的形态，一方面允许民营企业参股，另外一方面把股权卖掉，再利用拿到的钱去转投各个民营企业。国企不当第一大股东，可以做第二、第三、第四大股东，然后做一个收益的分配者，恰当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可以了，让民营企业家们去发挥他们在经营方面的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