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共同主办的“躬行与攻坚：供给侧改革下一步怎么办？”圆桌会于2016年9月1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出席并发言。他表示，我觉得如果一个城市，年轻人觉得这个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待不下去的时候，这个城市是没有未来的。北京就是这样，有一些年轻人本来打算买房子，大概在五年前，集各种关系，所谓“洪荒之力”还能买房子的话，现在很多人已经不想这个事了。

　　如果年轻人觉得这个城市成本太高已经待不下去了，这个城市也无法创新了。高房价，这些年我们一直搞的土地融资的方式，到目前你要搞创新中心，和这种方式的矛盾非常大。

　　以下为会议实录：

　　刘世锦：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几点想法。第一，不要泛化，还是要聚焦要素市场改革。前段时间有人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减税，这个问题需要讨论，中国在有些方面企业负担比较重，可以减税，但坦率说，经济处在下行期，特别是我们的一些下行压力比较大的地方，财政压力比较大，减税空间有限。减税本身是一个宏观政策的问题，并不是解决微观基础的问题。

　　再流行一个说法，现在中国供给不能适应结构需求的变化，到底是解决马桶盖的问题和电饭煲的问题，这是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问题？是，这是一个产品或者说是一个创新的产品，比较绿色环保和有竞争力的产品，但背后是一个要素生产率的问题。能否降低成本创新活力，这是一个要素市场的问题。我比较强调中国经过很长时间的改革之后，我们的产品改革放开了。现在主要是要素市场的问题，要素生产要放宽准入、优化组合，特别要消除对要素的各种各样的扭曲，最后全面提升要素生产力。这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是要聚焦。

　　第二，要素市场到底改什么？这个也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讲的改革大部分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决议，应该说认识或者我们大胆说意识形态上落实，怎么多少？三中全会的文件已经发布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落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三去一降一补，这些任务不能拖，拖下去没有意义了，有些问题过三五年还不解决就是另外的情况了。

　　刚才我讲在有些任务的背后还是要解决要素市场的问题，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还有一些行政性垄断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有些方面是比较突出的，这些领域中放宽准入，深化改革的问题。过去老的基础行业像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服务业中医疗、教育、文化行业等等，这些行业所谓的行政性垄断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对要素和生产力的提升影响还是很大。新的增长点也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一种是纯粹的新东西，比如新能源汽车，比如做出一个智能马桶。但更多的是老领域换新机制，焕发出新活力，这也算新的增长点。

　　比如电信市场，现在中国电信市场用户超过13亿，这么大的市场就三家电信公司，像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与中国移动是不对称的，所以咱们领导一直在督促降低资费。但目前他们是不是有内在压力想降低资费，实际上还是要解决竞争的问题。我们到一些地方，包括一些小地方，像香港、斐济，斐济大概60万人口，他们的电信资费比国内便宜。所以，我们这么大的市场，中国现在整个互联网产业的发展、IT产业发展，整个基础电信运营商这块成本降不下来，这是一块大成本，怎么来降低这个成本？中国现在准入真正受到很大阻力，缺少竞争的还是刚才讲的这些行业。这些地方改不改，能不能实质性的推动改革，这是改革的决心和改革诚意的部分。很多东西看得很清楚应该改革，但很长时间不改，到底什么问题？一动很多增长潜力就在里面。

　　第二，我讲得比较多的要素市场特别是土地制度。最近北京、上海、深圳房价飙升，当然有它合理的局面，中国现在进入大都市圈进一步加快发展，各种资源都朝着城市汇集，房价需求是上升的，这是合理的方面。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些不合理的因素。比如像我们城市的发展战略。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上海有多少人口，北京有多少人口，这个规划指标应该有。

　　我觉得现在城市搞规划一定要预估多少人，我不知道这个和过去行业规定的发展指标中间的区别在哪里？城市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我们怎样知道某个城市应该有多少人？大都市圈，大多数GDP和创新都发生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否能够事先知道，一定事先做出规划呢？这个问题要反思。如果你规划的指标和最后应该达到的指标差距太大，最后各种资源都会出现问题，包括土地和公共服务，这实际上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二是土地政策的问题，三中全会讲得很清楚，农村的基础土地无论是建设用地还是宅基地都要动起来，逐步要流转。几年过去，宅基地的流转，据我所知现在试点是在村里进行的，由一个村里一个居民组进行流转，集体内部才能流转。你是需要这样流转吗？你是要村和村之间，城市和村之间，是要和外省外国这么大范围进行流动的。所以，中国的改革体想往前推还是可以推，但你不想改革，弄出很多招你真是没脾气。比如最近房价飙升，我想如果小产权房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无论补税还是地价让它动起来。如果农民的宅基地能够和国有土地一样同价同权都流动起来的话，北京的房价会这么高吗？深圳的情况略有区别，深圳的土地比较有限。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大家思考。

　　还包括货币政策问题等等，我是感觉到土地制度改革现在已经很难弄成这样，现在地价、房价涨得很厉害，市中心继续涨。市中心里都是有房子的人，一般讲都是比较有钱的人，最后房价上涨他们的收入还会上涨，中国还有一点流动性和资金出来，应该在什么地方涨呢？如果我们把城乡之间的土地资金和人员流动打通了以后，中国在城乡接合部，甚至现在的农村地区将来有可能发展为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的地价和房价会起来。比如，我们都是同样多的资金，一种情况是市中心这些人房价继续上涨，另一种情况是市中心房价没有那么高，但有一部分涨价的动力流到了城乡接合部或者是将来有可能成为城市的农村地区，这样的话收入分配结构会完全不一样。我们的高房价导致了已经很突出的收入分配差距大的状况会进一步加剧，这件事现在已经不能推了。

　　三是创新问题，创新不能规划。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现在还有一些政府主管部门还在搞创新，还是用过去的思维方式。现在搞创新规划，上次我开会的时候就提出这个问题。创新能有规划吗？规划出来的东西叫创新吗？也许今天晚上脑洞大开就创新了，也许三年、六年、九年后都创新不了，这是不知道的，所以创新是不能规划的。所以，创新，我们换个词，换个指导意见什么的都可以，别叫规划。这个有点咬文嚼字了，但从思路上来讲，不能什么都是创新，所谓区域性的城市，区域创新中心，各种创新要素都涌入他们那里，在这个地方创新最容易发展。刚才滕院长讲到的，深圳、北京中关村是创新要素聚集到这里来，地方政府做的事情是怎么让这些要素能够到你这里来，而不是跑走，这里面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了，知识产权的问题，稳定预期的问题，包括整个金融支持的问题。

　　四是怎样减少泡沫经济对中国造成的冲击。现在房价高了，前几天我去了一趟深圳。我知道深圳有些人现在想去，但一听到高房价不知道怎么去那里，我知道深圳市政府已经采取一些措施，类似于保障性住房等等这些东西，但符合条件的人还是比较少，面不可能太广，还是一个少数人，有各种门槛和条件的人能够享受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城市，年轻人觉得这个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待不下去的时候，这个城市是没有未来的。北京就是这样，有一些年轻人本来打算买房子，大概在五年前，集各种关系，所谓“洪荒之力”还能买房子的话，现在很多人已经不想这个事了。这个地方已经15万一平，金融街工资就算高也是买不起。如果年轻人觉得这个城市成本太高已经待不下去了，这个城市也无法创新了。高房价，这些年我们一直搞的土地融资的方式，到目前你要搞创新中心，和这种方式的矛盾非常大。

　　五就是金融风险。现在所谓的资金，有谁在搞创新，现在都在买房子，编了个段子，估计今天在座的都会犹豫，买还是不买？因为没有什么投资的标的，最后就这个东西赚钱，但这个钱你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中国过去房价涨了好几轮，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但这次不一样，这次中国经济已经下行了，确定无疑将来就是一个中速增长，这和过去不一样了，所以这一轮再往上涨大家一定要小心，将来的金融风险，短期来讲创新的成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最后我简单说一下改革机制问题。三中全会决议是一个很好的文件，怎么落实？现在我们讲顶层设计，我的理解应该是两句话：一是指方向，往东还是往西，方向别搞错了。二是划底线，什么事不能干，要说清楚。指方向、划底线就把可做的空间定出来了。

　　这个范围内改革到底怎么干？改革就是创新，就像刚才讲的一样，你说什么办法对？现在北京办公室里能否把改革怎么搞在文件里写得清清楚楚。我看你们的文件，办公室里规定出的改革文件那么细，管用吗？如果改革都是非常确定的，写个文件落实就行了，但最后发现很多落实不了，很大的原因是很多文件不具有可行性。我的意思是说，改革就是创新，它是试错的，要允许各个地方和企业去试，在试的过程中，有些错了失误了我们就挽回，有些对的我们就总结经验，提升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