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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城市严格控人的今天，如何思考中国城市化未来？
中国城市化的逻辑，其实不仅在于经济，更在于整个社会业态剧变。此刻，阅读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新著《大国大城》正当其时。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学者不少是在用西方经济学方法（或者现代经济学）研究西方问题，《大国大城》则更多是用西方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该书系统阐述了发展大城市的经济合理性，呼应了当下关注的诸多民生与社会问题。该书兼备的专业素养以及人文关怀，是当下经济学能够触及公共政策灵魂为数不多之作。我同意书中大部分观点，选择一部分和大家分享。
首先，中国城市化方向应该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过去中国城市化的路径之一是城镇化，这其实是一种摇摆在小农经济与都市经济之间的选择。不少学者也批判大城市公共管理问题，甚至总结为“大国之城，大城之伤”。事实如何？中国城市化从80年代初期不到20%进行到现在，已经接近60%，其中涌现多个超过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这样的大城市已经超过10个，按照国外标准定义的大城市则更多。
中国大城市发展是多了还是少了？关于大城市的争论无疑很激烈，陆铭教授此刻发言，非常需要勇气，而他的《大国大城》某种意义也可以叫《中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与目前恐惧大城市的心态不同，陆铭多年来一直支持大城市发展，并将其放在国家战略之下审视。
陆铭提及自己和学者陈钊的研究，即在全世界范围内，一个国家最大的城市的人口主要就是由这个国家的总人口决定的，即人口越多的国家，其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也越大。这意味着，中国的上海和印度的孟买未来将会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也解释了亚洲为何屡屡出现世界级大城市。换言之，中国城市化需要的方向，从理论与现实来看，仍旧是大城市。 大城市的经济逻辑何在？这其实可以援引网络经济外部性理论，即人口的聚集往往提高效率，主要取决于其中丰富的各类正反馈效应。网络经济学指出，节点足够多时候，就会出现涌现许多分工和分叉行为，对于效率的提升、各类创新与合作的涌向具有非常正面的效应。这一效应无论在就业、创业甚至择偶方面都有体现，人们依赖的往往是弱关系人群而不是强关系人群，而弱关系人群在大城市更为广泛。如果承认这种网络经济的外部性，允许好的外部性得以发挥，往往意味着经济效率可以提升，那么大城市的发展就不可避免。
如果认可这种经济逻辑，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允许要素的自由流动将是理性选择，其中人口的自由流动将是最为有效也是最为人性化的政策选择。如果更多人跑去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因此占据更多机会，这不应该成为调控大城市人口的理由。
陆铭认为，人口从具有农业、旅游和矿产的比较优势的地区流动到具有工业、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地区，结果将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人动起来了，反而人均一样了，不同地方做不同的事，相互分工协作就行了。《大国大城》对此有很多清晰分析，强调人口不自由会损害国家竞争力，希望人均GDP差距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大城市房价一直是民众吐槽的对象，事实上高房价的背后往往也意味着更多的机遇。买房压力最大未必是一线城市。按照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在2014的年数据，针对中国40个主要城市的房价可承受度指标报告，他们计算方法是用城市100平米住房均价除以该城市家庭平均收入，如果指数越高，这表明说明房价对收入的比越高，意味着房价越难以承受。这项研究指出，事实上，在中国城市房价可承受度指标排行榜上，北京第三，上海第五，广州第八。
其次，城市化逻辑其实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逻辑直接关系。中国城市化不仅关系城市，其实更关系到国家战略以及未来发展。陆铭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已经不是单个城市的问题了，他把它总结为中国经济欧洲化的问题。笔者7月刚刚从日本交流回来，我在日本交流时候，不少学者都很关心中国区域经济问题，比如地方债，比如经济差异，这种问题反而在国内讨论很少，掩盖在大一统表象以及中央政府财政兜底的安全感之下。但是这样事实上解释一个现象，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事实上引发金融不稳定。
事实上，中国地区差异如此之大，一方面一些经济大省按照GDP计算，可谓“富可敌国”的地步，甚至以人均GDP来衡量，很多发达地区已经有1.2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可谓近富裕国家水平，类似沙特以及中东欧国家水平。
正如《大国大城》说指出，中国如此之大，在同一个货币体系之下，不同省份却在做不同的事情。当然这种分工和民国时候各省自治大为不同，但是某些现象却值得推敲。如何抹平这些差距，实际上城市化、尤其人口自由流动与聚集的城市化是解决思路。
这种聚集也面临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即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trade off。比如这种聚集效应可能带来国土上不平衡发展，如果抗拒这种聚集所带来的提升，那么其实意味着效率的地下。也正因此，在现实之中，对于喜欢规划均衡发展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传统思维而言，为了平衡，往往推出各种政策对抗这种聚集趋势，最典型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
比如从西部大开发到四万亿政策，大量的基础社会建设以平衡发展的名义投向了西部地区，事实上西部广袤的土地以及稀少的人口加上有限的投资机会，其实承载不了那么投资，这造成了西部基础设施的相对过剩，而东部某些省份则出现相对不足。
这点也得到交通大学学者黄少卿以及施浩的研究支持，他们指出几乎所有的省份在1997年前表现为基础设施投资不足，随着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几乎所有的西部省份（疆除外）基础设施从2001年起处于过度投资状态，对比之下，山东、江苏、辽宁、吉林、安徽等一些东部和中部省份却表现出了基础设施相对不足的情况。他们研究还强调政府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并没有产生对生产性资本显著的“挤入”效应。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西部持续投资，事实上造成了过剩甚至无效产能。
最后，谈到大城市，大家印象就是拥挤，其实未必如此。回响一下人口密度比中国大城市更高的香港东京，他们的城市交通往往曲折纵横，其实平原条件不如北京上海。但是，他们的城市交通更多强调细密的窄马路组成的道路网络，这种设计模式从效果上讲好于中国一些大城市习惯的宽马路模式。
之所以出现很多宽马路或者说高架桥（国外也曾经出现类似情况），这其实是城市规划的思路问题，觉得宽马路有利于汽车通行，最后却反而造成了拥挤，这也是美国学者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批判的思路。
传统的窄马路之所以更有利交通，同样是网络效应的体现，即窄马路比起宽马路在每平方公里有更多十字路口，有利于及时的交通疏通，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也更有利于社区发展以及市民生活。这种模式，其实上海已经比北京好，而浦西又比浦东好，这意味着老城区的生活模式，其实有着经济的合理性。
回顾历史，中国大城市成长经历数次变奏。80年代初期，中国城市人口不足20%，如今按照官方口径已经超过50%，到了 2020 年，将达到 60%。在快速成长以及急剧工业化中，昔日乡村景象将成往日，对比急速膨胀的城市带来的诸多脏乱差问题，难免让人们有怀旧之情。无论90年代的《黄河边的中国》还是近些年的《中国在梁庄》，无论主题如何，最打动人心的一点，无疑在于其对于农村变奏表示了惆怅与惋惜。
事实上，田园牧歌式的想象多少源于记忆的美化，孩子的成长，是身为农村少人看管的留守儿童还是作为大城市边缘城中村的一员更有利，答案不言自明。城市无疑给予孩子更多发展空间，如果对于这一点有所迟疑，那么至少应该将选择权交给每个个体，相信他们对自身的行为足够负责。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即使其中难免有感伤，但是城市确实给予人类更多自由。由此可见，大城市不能仅被视作中国经济的问题，而且应该视作诸多经济症结的解药，不是大城之伤，而是大城之药。很可能的情况是，即使未来经济增速降低，大城市化仍旧会继续。
问题在于，如果理论如此清晰，为何现实往往背道而驰？这或许中国传统治理理论中偏好于束缚人口思维有关，也与各种既得利益有关。解决城市化问题，所需要的，也许不仅仅是经济启蒙，更需要的是政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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