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4日：民意还是民粹？特朗普代表了全球化的自我矫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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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6-11-14 14:02:32 来源：澎湃新闻网 |
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的结果可谓令人大跌眼镜，很多人都不看好、民调当中也处在不利地位的特朗普，居然获得了大胜。有专家分析，此前人们对于希拉里如此看好，对特朗普如此看衰，很大原因在于人们的眼光都被主流媒体吸引走了；关注一下非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的话，会发现特朗普在那里的支持率是相当高的，这个领域的声音很多都是期待着特朗普能带领美国走出目前的困境。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主流媒体上不大听得见声音的沉默的大多数，居然成功完成了自己的逆袭。
这个逆袭的结果，是继英国公投脱欧之后、世界各地反全球化的民族主义大潮的又一个新鲜例证。有意思的是，仔细观察一下会发现，这一轮逆全球化与以往不同。以往的反全球化主力拉丁美洲，在去年以来左翼力量式微，右翼政权纷纷上台，对全球化的态度明显更加积极；而原本的全球化的主力推动者发达国家，反倒在最近这几年陆续开始呈现出反全球化的态势。这样一个态势，正说明了全球化当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要素，即，分配问题对于政治的影响，对于此种影响的历史分析，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
美国白人工人
为什么反全球化态势从拉美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关键是财富分配问题
全球化并不是近年才开始的，而是始自地理大发现，远洋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全球化的进程轰轰烈烈地展开。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通过三角贸易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最终发生了工业革命，从而一举站到了全球的最高端位置。工业革命使得人类获得了从未梦想过的经济发展速度，人类财富极大增加，社会结构急剧变化，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滚滚而来的财富的分配问题遂成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中，财富分配虽然很不平等，但是拥有财富的贵族，其财富上附着有很多的社会义务，穷人因此能够分享到财富的好处，社会不至于产生撕裂。但是工业社会当中，现代法权意义上的财产权建立起来，财产上附着的社会义务都被剥除，穷人因此丧失了在过去的时代所能获得的财富使用之分享机会，社会于是开始产生了阶级对立，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到要发生社会革命的地步。社会主义的理念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浮现出来。
但是，西方社会的分配问题，在19世纪并不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解决的，而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解决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技术创新、工业革命，它使得经济发展的效率变得更高，并且西方世界对外征服的能力也因此变得更强，让西方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可供内部分配。财富分配的主要途径也不是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而是通过技术革命拉动出新的产业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工人阶级便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比如，蒸汽机的发明，拉动了采矿业和冶金业有更大的发展，拉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拉动了远洋贸易的发展等等。或者，内燃机的发明，拉动了汽车产业的发展，拉动了橡胶业、石油化工产业的发展、拉动了公路建设的发展，等等。如此一来，则创新部门在此过程中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依照熊彼得的概念——而其他被拉动出来的部门至少也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西方社会滚滚而来的新财富的分配问题因此而获得解决。至于非西方世界因此所产生的分配问题，引发这些地方的政治与社会的动荡，则会在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与征服当中，被压制住。这一压制过程，反过来也激发了非西方世界的自我意识与革命精神，方才有了一战之后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
二战之后，西方社会又发生了原子能、航天技术、电子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继续用创新的办法来拉动新的产业，全球化的进展可以给它们提供更大的市场，所以它们会是全球化的鼎力支持者。而非西方国家，在沃勒斯坦所说的“中心-外围”体系当中，并未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很多的收益，所以对于全球化并不热心；其本国在全球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常是矿业、种植园等等第一产业——往往处在一种飞地经济状态，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比与本国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样一种经济结构，就会在非西方国家的民间社会引发较强的反全球化冲动，这是左翼政权在这些地方一直很风光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进入到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全球经济格局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变化。西方世界进入了又一轮的创新周期，这一次的创新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工业技术创新的阶段，而进入一种不太容易清晰进行产业划界的创新——诸如苹果、谷歌、脸书、特斯拉等等模糊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界限的产业创新。此种类型的创新会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必须能够迅速地用各种全新的创意来不断地否定自己的既有创意，观念层面的创新远远大于生产层面的创新，于是它就必须将生产流程外包出去，否则创新的效率会大受影响。
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获得了迅速的崛起。通过承接来自西方的生产外包任务，中国经济以一种非线性的速度，在21世纪初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西方的新一轮创新经济于是带来了一种很怪异的结果，它仍然能够拉动大量的产业发展，但是被拉动出来的产业并不在本土，而是在中国。这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却并未让西方本土的工薪阶层同样受益。
创新经济本身的超额利润仍然存在，它使得西方国家的经济从总量上看仍然很漂亮，但是仔细看其内部的分配结构的话，却会发现社会的贫富分化正在拉大。西方社会的草根阶层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并未获得相应份额的收入增加，他们直观地会感受到，是中国人夺走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于是，西方社会的内在撕裂开始出现了。精英阶层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继续大量地获益，通过在全球寻找工业生产的成本洼地，而让本土的创新经济源源不断获得动力；而草根阶层并无法参与到这种财富的分配当中去，甚至不断地有受损感。这样一种社会撕裂，是近年我们可以看到的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的重要原因。也是特朗普在大选中不断地打中国牌能够卓有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说，这一轮创新所带来的社会不均衡，大不同于以往的几次创新，它大概很难通过衍生出来的产业拉动的方式，在西方国家内部通过经济途径完成财富分配上的再均衡。既然经济手段不奏效，政治手段就会被提上台面，以对冲掉经济过程所带来的问题。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曾经谈到过，在西方近代工业革命大规模发展之际，保守的力量如何对抗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失衡问题。可以说，正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共同作用，才有了我们在后来所看到的欧洲发展，自由主义发展着经济，保守主义保护着社会，两者保持恰当的均衡，现代政治当中的“权利”才得其正。至于这个恰当均衡的均衡点究竟在哪里，可以说，谁都无法预先说明白，只能在具体的历史和政治过程中，等着它自动地浮现出来。特朗普此次的上台，颇可以与波兰尼所关注的保守主义的对冲作用相比拟。
希拉里代表的是美国的具有世界眼光的精英阶层，特朗普这个大富豪，其政纲代表的却是美国的草根阶层。这个草根阶层在主流话语当中难以有效地发出声音，但是其诉求却被特朗普敏感地把握到了。从经济学的理想状态来说，全球化的继续发展，终将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均衡效果，使得美国的草根阶层也能同等受益。但是这种新的均衡究竟要用多久呢？凯恩斯曾经说过，“从长久来看，我们都将死去”，将均衡结果推到过于久远，就会在实际上让其丧失对于大部分人的说服力。号称能够解决眼下问题的富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纲，于是就能够获得受损的人们的追捧。草根阶层因此将选票投给了主流媒体并不看好的特朗普。
别把自己喜欢的叫民意，不喜欢的叫民粹：倘若自由如此脆弱，它就不配存活
反对特朗普的游行：“围着特朗普建一堵墙！！！”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这次的选举结果会构成美国政治的一次重大挫折吗？笔者完全不会做如此推论。
美国的政治决策机制决定了，特朗普的大嘴巴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纲，最终的实施并不是他自己能说了算的，而是要受到更复杂的制衡机制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支持自由主义的朋友们大可不必对于特朗普的上台感到多么难过，仿佛自由主义走上了末路。倘若美国如此脆弱，它就不是美国；倘若自由如此脆弱，它就不配存活。实际上，自由恰恰应该是最为强韧的，否则它面对自由的敌人根本无力保护自身。即便自由派并不喜欢特朗普，但美国的制度设计上并不会排斥特朗普这种人，愿意认同这种制度，就要愿意接受特朗普上台这种代价，没有两头都能占着的好事。——更何况，这究竟是不是代价还很难说，在大选结果揭晓之后，美国股市反倒涨声一片，经济界已经表明了态度。倘若拒绝接受这种代价，认为特朗普天然就该被排斥出去，那么这已经不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了。毕竟，能够兑现美国梦之承诺的，从来不是具体的哪个人或者哪一派，而是超越所有个体和派别之上的制度。特朗普倘敢在实质意义上挑战这一制度的话，美国的司法机构和暴力机构会分分钟做出反应。认为特朗普上台便会导致美国前途灰暗，无疑是对美国的一种极为肤浅的理解。
同时，也完全不用因为这次共和党同时拿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个中央行政分支而感到忧虑。因为美国的制衡机制并不仅仅是基于中央的三权分立，同时——甚至在更根本意义上——还基于地方自治，中央权力的正当性完全来自自治的地方，中央是不敢、也无法挑战这一原则的。从另一角度说，美国的地方自治的最强大基础恰恰在于那些态度保守、信仰虔诚的乡镇居民。他们可能文化不高，眼界不广，但也正因为此，他们不会信任来自无论哪一阵营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更愿意坚守信仰，服从自己的乡土经验所教给自己的直觉判断力。他们恰恰是这次特朗普的大票仓，也可以说是特朗普上台的政治基础。换句话说，特朗普的政治基础，恰恰是构成美国的自由之基础的地方自治的力量，所以特朗普胜选也可以说是美国的自由的一次胜利，这很可能与自由派的直觉相反。特朗普的选票数量，证明了这就是民意。我们切不可把自己喜欢的才叫做民意，而把自己不喜欢的就叫做民粹。倘若是这样，那也就用不着民主这个劳什子了。更何况，民粹是要用一种意识形态口号来煽动底层的，而特朗普的政治基础恰恰是一群不会信任意识形态口号的人，用民粹来形容他们，实在是不得要领。
全球化的自我矫正：对于危机的直面，是解决危机的前提
特朗普
进一步的一个问题是，特朗普胜选，会构成全球化的一次重大挫折吗？笔者同样也不会做如此推论。
咨诸历史，可以看到，全球化从来都不是线性前进的。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拉动着人类总体福利的更高速度的发展，但倘若落实在具体区域来看的话，它经常会在某些区域引发一些很不可欲的经济-社会不均衡，并引发区域性的危机。这些区域的受伤害者可能会进行一种自力救济的努力，一如前述，倘若无法通过经济手段消化掉不均衡，便要通过政治手段来自力救济。这种自力救济有着高度的正当性，因为没有哪个区域、哪些人群天然地就应该为其他人而牺牲；当然，人类也没有义务和能力一定要照顾特定的区域或人群。所以，这种意义上的自力救济，便是值得认真对待乃至值得敬重的一种努力。它从外观上看来，有可能像是全球化的倒退；但实际上，这些人群不会真的从全球化中退出来，因为倘若退出全球大市场，其经济能力会大大受损，进而损害到其自力救济的政治-财政能力。他们只是在努力克服本区域的不均衡而已，即便他们未必对此有清晰的政治自觉，但其政治效果无疑会是这样一个方向。这颇类似于波兰尼所谈到的那些保守主义者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只不过此时的“保守主义”是以国际政治的方式呈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让全球化所带来的福利以更加可欲的方式完成其分配过程，全球化才能以更加可持续的方式继续向前推进。
同样，具体的某一个自力救济的努力，是不是一种合适的方式，这种意义上的“保守”（逆全球化）与“自由”（全球化）的均衡点究竟在哪里，也是无法预先设计出来的，只能在政治、历史过程当中等着其自发地浮现出来。特朗普的方式，有可能是一种不合适的方式，但实际上外部世界也不可能找到一个绝对坚实的判断标准来断言，特朗普的方式一定是个坏方式。特朗普以一种不那么“政治正确”的方式，将危机给直白地揭示出来了。对于危机的直面，是解决危机的前提，这是全球化的自我矫正的必要过程。特朗普的政纲有可能并不是解决危机的药方，但是他以比希拉里深刻得多的方式，让人们不得不直面问题。从这个角度说，此次让人大跌眼镜的大选结果，很可能正是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而必需的一次深蹲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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