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固化

序章

我们从这组数据开始对上海经济的梳理：从1990年到2011年，上海公有制经济占GDP的比值，从96%迅速下降到50%；而民营经济占GDP的比值，则从3%上升到24%。剩下的部分当然就是外资企业，占GDP的比值从2%上升到26%。在二十年里，上海国有经济的地位足足下降了46%，从一个国有经济占绝对领导地位的城市，变成了混合型结构的城市。外企和民企大致上平分了上海国企让出来的市场份额，从数据上看，这二十年，算是上海的民企和外企发展的黄金二十年了。

然而2012年之后，形势逆转，公有制、民营经济和外资占GDP的比值固化在了50%、24%、26%的比例上，一直到2015年，连续4年维持着这个比值，没有任何变化。众所周知，国企相对而言一贯决策缓慢效率低下，缺乏增长能力，然而外企和民企看起来同样丧失了增长性。外资近年来一直在尝试逃离中国，所以这几年来外企的发展速度就跟蜗牛式的国企差不多，我们能够理解。

但是以活力著称的民企，为什么同样丧失增长性？为何民企的市场份额无法再扩大？从1990年到2011年，支撑着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为何2012年之后，这些因素就不能再发挥作用？而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这篇文字，所需要解答的问题。在这些问题背后，或许隐藏着我们这整个国家产业兴衰的规律。

百年强国梦

第一章

中国自从被满清入侵，窃夺了治统，便陷入了衰弱之中。满族人的统治策略就是削弱汉人。无论是文学还是科技，在清代都出现了大踏步的后退。

气魄宏大快意恩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被封禁，取而代之的是莺莺燕燕的红楼梦前八十回以及虚头八脑的聊斋。在明代被广泛使用的火枪大炮被封禁，弓箭手和刀盾兵重出江湖。大型造船厂被封禁，片舟不能下海，在明代就能横渡重洋的海船技术就此失传，以致于鸦片战争时期清军只能划着平底的小舢板去英国军舰旁边送死。观测和记录星空运行规律被视为谋反行为，所以满清一代的年历只能由阿拉伯人制定。大规模雇佣工人被视为谋反行为，所以工业化进程被强行打断。甚至连穿着汉族传统服装，传唱汉族传统民歌，都被视为谋反行为，所以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没有国粹的国家，只能把古板粗陋的旗袍和乏味冗长的京剧当成国粹。

清代后期，中国人被欧美日诸国轮番蹂躏。然而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中国沦为殖民地起点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值欧洲大规模经济危机时期，英国财政根本承担不起一起大规模的国战，英国议会为了远征军舰补给的事整天吵得不可开交。只要中国人能稍微强硬一点，穷得都快揭不开锅的英国政府甚至会被这场战争拖破产，整个世界历史都要改写。然而鸦片战争时打时和，从1840年6月拖到了1842年8月，清军每战皆败，满清朝廷又不敢动员汉人发起国战，熬不下去了，只能束手投降。当时的英军恨不得炮弹都快打光了，补给根本就跟不上，只能靠小规模的抢掠乡间来维持补给。一看到清军服软，已经是强弩之末的英军立刻就接受了中国人的投降条件。

从鸦片战争中获得的巨额赔款，帮助英国度过了这第一次大规模经济危机，被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拖得眼看就要破产的英国政府终于缓了一口气过来，气定神闲，开始筹划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很快就在1856年打响，这场战争更加持久，从1856年持续到1860年，这次清军的表现明显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要强，居然还小胜过几仗，然而两百年的积贫积弱，满清朝廷坚持压制汉人的国策，始终都不愿意动员汉人起来打国战，最终的结果，就是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以圆明园第一次被焚，作为这场战役的结束。到1900年圆明园还要第二次被焚，作为中国贫弱的标志，彻底消失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之中。

（麻木呆滞的清朝人）

连续两场鸦片战争的较量之后，中国人身上，就被贴上了弱者的标签。欧美诸国都看穿了中国的虚弱本质。虽然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然后科技水平只不过相当于欧洲中世纪，动员能力甚至连原始部落都比不上。广州城里住着上百万人口，但是一个个的都在看热闹，国战这个概念，中国人上上下下，两百多年都没听过了。关天培在虎门炮台战死，广州市民在茶楼里当成八卦聊天，感叹一句这厮运气真不好，就甩着辫子各自散去。所谓的广州市民三元里抗英，只不过是搜集给养的小股英军和当地的地下帮会起了冲突，帮会大佬把英国人当成了抢地盘的帮派对手，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后来一看惹了不能惹的，立刻就偃旗息鼓，送了几颗人头给英国佬赔礼道歉。把这种事拿出来吹水，实在是因为两次鸦片战争中，汉人袖手旁观得太明显，没其他例子能拿出来了。

自此之后，只要欧美各国的国内经济不好，就会派一支军舰过来，骑到中国人身上抢一把。最后连弹丸小国日本，都能占领大半个中国。一辈子连自己的小村子都没出过的日本农民，换上军装，就能在中国耀武扬威。而中国人对此毫无办法，八年抗战，在两湖地区就僵持了7年，长沙被四次打成废墟。抗战能僵持下来的唯一原因，只不过是因为日本占领区面积太大，消化不良，戴笠将军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又在到处搞破坏。

面对庞大的中国占领区，日本这个小国一筹莫展，连足够的政治人才储备都没有，直接治理根本就做不到，只能让汪精卫组建伪政府，代为治理。日本原本的打算是从占领区获取给养，以战养战，然而消化不良的结果，就是占领区乱得一团糟，满清和民国政府都完成不了的动员任务，汪伪政府同样也完成不了，庞大的占领区根本就收不上税，还得日本政府贴钱来维持治安。所有的军队给养，都得指望从日本本土运过来。中国大陆贫弱到了连侵略者都搜刮不到战争物资的地步，这事简直算是一个历史性的讽刺。

（第三次长沙会战，废墟中的国军士兵）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人回头一看，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建国，中国人已经被列强蹂躏了近百年。如果再不奋起直追，走上强国之路，当时的4亿中国人，简直就要被这个世界直接淘汰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强国之路，到底要怎么走？建国的前三十年，已经被证明走的是一条错误的路。政治运动加上全民大炼钢，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这个国家的富裕和强大。于是1980年之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开始放弃此前三十年喊口号搞运动的方式，尝试一条新路：实业救国。

要说实业救国这条路，其实也算不上特别新。清朝洋务运动其实就是实业救国。当然了，满清朝廷对待洋务运动的心态一直都非常矛盾。他们解决不了的终极问题就是：强国，强的是谁的国？是汉人的国还是满人的国？慈禧太后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只能是玩弄权术，搞政治平衡，一会儿对汉族封疆大吏怀柔，允许他们大办洋务，一会儿就在菜市口杀掉戊戌六君子，震慑胆敢通过洋务动摇满族治统的汉人。所以洋务运动最终雷声大雨点小，除了由一些大官僚在几个城市建起了几个官办企业，根本没能大规模铺开，培养出一批真正的资本家阶层，让中国进入工业时代。

单单对上海这个城市来说，洋务运动的效果却是非常显著的。作为李鸿章的淮系（北洋军系的前身）的老地盘，李大人亲自拍板，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落户上海。这可都是传奇式的企业，号称中国民族企业之母。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军工厂、炼钢厂和造船厂，这些产业全都被传承至今，其中造船厂部分在建国后更名为江南造船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中国船舶工业集团。而主营航运的轮船招商局更加有名，招商局集团现在是规模第十大的央企，控股了中国绝大多数的深水港。机器织布局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

一个上海，竟然有三家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企业，因此上海迅速发展成中国制造业中心，到民国时期，就成长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并将第一大的名号保持至今。这么看来，上海之所以有今时今日的地位，最大的恩人，竟然是李鸿章李大人。可惜上海人一贯对安徽人嗤之以鼻，听到李鸿章这个合肥佬的名字，就要往地上吐口水，骂一声小赤佬的。这事真是没办法。

（1932年的招商局澳门码头）

1980年，中国开始走上“实业救国”之路。这一次我们决绝无比，政府整天挂在嘴边的“招商引资”，引的就是实业，就是各类工厂。考察中国的就业人口数据，1980年中国总就业人口42361万，其中第二产业（工业及建筑业）的就业人口仅7707万，占比仅18%；而第一产业（农业）的就业人口高达29122万，占比达到了69%。1980年的中国就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贫弱不堪，根本就没实现工业化。

到1990年，中国尝试改革开放整整十年之后，情势并没有太大的改善，63909万的总就业人口，其中第二产业就业人口13654万，占比也只有21%，较改革初期的1980年，只不过增长了3个百分点；而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38428万，占比依然高达60%。1990年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我们今天回头来看，当然可以明白，之所以出现这种发展缓慢的情况，只不过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我们并没有放开对民资的严格管制，没有实现对老百姓的经济总动员。这种情况，就跟满清的洋务运动时期一模一样。所谓的创办实业，与广大的底层居民毫无关系，外企可以申请进来中国办厂，但是国人自己要是敢开厂，雇佣7个人以上，那直接就是犯罪行为，是要被抓起来坐牢的。

1990年中国城镇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的从业人员总数只有区区617万，对于一个当年度总人口达到12亿的大国来说，这点就业人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的GDP规模在全世界的排名，1980年还是第八名，到1990年，竟然跌到了第十名。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中国基本上属于国际竞争的失败者。

（1991年，傻子瓜子老板年广久因雇工超过7人，以非法经营罪入狱。1992年邓小平针对此案做出专门讲话，年广久无罪释放。中国自此逐步打开了封闭已久的民营企业的大门。）

1990年之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对民间资本的限制，全民总动员，私营企业逐步发展起来，虽然一开始的步伐比较缓慢，但是发展势头不可阻挡，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带来了旺盛的生命力。1995年，也就是中国第一次面临经济硬着陆风险的时候，个体户及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合计上升到2045万，而在公有制企业工作的人员总数14408万，民资就业人数对国企就业人数的比值为17%。此后中国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被迫开始惨烈的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强制亏损国企的员工下岗，到民营企业再就业。

到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前夕，个体户及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合计上升到3404万，在公有制企业工作的人员总数下降到9601万，比值为35%。到这个时候，民企已经成长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个时候中国的生产能力已经非常强悍，不再是世界各国眼中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2000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六位，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数据比较上，钢、煤炭和水泥和化肥产量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在当时的国人心目中，这是国家强大的标志。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过，这些东西会在15年后变成严重过剩产能，让国人痛苦不堪。

在其他领域，中国人的表现同样不俗，发电量全球第二，原油产量全球第五。要知道1990年中国甚至还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放开对民资的管制之后，只不过十年时间，就发展成制造业强国。实业强国的梦想，在当时看起来，真的是就要实现了。

（2001年11月11日，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加入世贸的协议上签字。）

2000年之后，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民企发展速度更加快速，各种产业部门都建立和完善起来，并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产业链。2005年，城镇民资总就业人数6966万，而公有制单位就业人数7298万，比值95%，两者已经相差无几。

发展到2011年，民资总就业人数12139万，较公有制企业的7307万，比值166%，民资已经取得了明显优势。这一年中国在全世界风光无限，大家根本都没想到过，中国经济增速会在此后呈现坠崖式的下跌。GDP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商品出口额全世界排名第一。主要工业品产量，除了钢、煤炭、水泥和化肥蝉联全球冠军之外，发电量竟然也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这个时候的中国人踌躇满志，大家激烈讨论的是超越美国还需要多少年。一般的说法是20年，但是有些教授提出来只需要15年，大家热火朝天的讨论一番，觉得也能接受。中国人积贫积弱了一百多年，到现在似乎只用了短短的2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强国梦。1990年我们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到2010年，竟然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欧洲和小日本就不用说了，眼看着美国都无法阻挡中国的崛起了。而促使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归结起来，也只不过是放开了对民资的管制而已。这真是神迹一样的大国崛起。在全球历史上，也只发生过这么一次。如果不是真切的活在当下，是神迹的亲历者，老实说，我还有点不敢相信。

（2012年初完工的三峡工程，是中国经济发展黄金20年的标志）

只不过，2012年之后，持续了二十年的经济神话突然破灭。我们一下子就从云端跌落尘埃，从此前超过20%的GDP年增速，到现在连6%都要艰难维持。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就是本文所要探寻的真相。

风雨上海滩（1980-2000）

第二章

（1980年代的浦东陆家嘴）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知道，上海经济的崛起，源于洋务运动时期的三大官办企业。这三大企业奠定了上海成长为中国第一城的基础。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上海工业增加值为231亿，而当年度全国的工业增加值也只不过是1991亿，上海一个城市的工业规模，占全国的比值高达12%。这已经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工业地位了。在工业产品的产量数据上，1980年的上海在十几个工业部门具有垄断性的地位，这里简单列举几个：1980年照相机的全国年产量37万台，而上海年产量高达21万台，占比57%。化学纤维全国一年的产量45万吨，上海年产量15万吨，占比33%；彩色电视机，1980年可是稀罕物，当时全国的年产量只有32100台，其中5500台产于上海，占比17%。成品钢材，全国年产量2716万吨，上海412万吨，占比15%。金属切削机床，全国年产量13.36万台，上海1.69万台，占比13%。这种压倒性的优势产业地位，就是上海的底气。

1980年代之前，“上海制造”就等于高档货，江湖地位就跟今天的LV和香奈儿差不多。当然了，当时上海的工厂全是国有企业，原来的江南制造总局以及民族资本家们开办的种类繁多的企业，全都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国有化，民间资本被彻底赶出了生产领域。

（1980年代的彩电，当年的奢侈品）

然而，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改革开放后，国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上海经济长期缺乏增长性。1980年到1990年，上海的工业增加值只不过是从231亿上升到470亿，增幅仅103%。而同期全国工业增加值则从1991亿，上升到6840亿，10年来的增幅为244%。全国的增幅是上海的2.4倍，可见当时的上海深受国企效率低下之苦。在GDP数据上，1980年上海的GDP占全国的比值为6.8%，到1990年该比值下降到了4.1%。这十年里，上海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全国的平均速度慢得多。上海人民因此倍感屈辱，这个在1980年之前俯视全国的城市，正在被全国人各地的乡下人迎头赶上。上海人民茫然无措，喊出了开发大浦东重建大上海的口号。然而，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只不过是开放民资而已。

（1990年的浦东陆家嘴全景）

1980年上海工业企业总共7149家，其中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加集体企业）总数7078家，占比高达99%，民资加外资企业仅仅只有可怜的71家。这种公有制一家独大的情况一直维持到1990年，当年度上海工业企业总数13220家，其中公有制企业11639家，占比依然高达88%。从1990年开始，中国放开了对民资的限制，开始了经济上的全民总动员，不再将老百姓投资实业视为洪水猛兽。民间资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进入工业领域。上海这个以国有企业为绝对主导的城市经历了一次艰难的转型，到2000年，上海工业企业总数19719家，其中公有制企业下降到8729家，占比下降到44%。

（1985年的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曾经引领中国国企改革的试验田。）

至于各类型所有制经济在GDP中的占比，我们在序章部分已经做了介绍，1978年上海GDP为272亿，其中公有制经济270亿，占比99%。到1990年，上海GDP为756亿，其中公有制经济727亿，占比依然高达96%。公有制经济占据绝对地位的结果，就是1990年前的上海经济严重缺乏增长性，连全国的平均成绩都追不上。

随着1990年后放开民资管制，2000年上海GDP为4551亿，其中公有制经济3366亿，占比74%，虽然依然是高位，不过好歹也降了下来，不再占据绝对地位。在从业人员数据上，1990年之前上海几乎没有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存在，当然大家也全都在各种公有制单位上班。到2000年，上海私营企业及个体户从业人员87万，公有制企业463万人，民资总就业人数对比公有制从业人员的比值为19%，这可比当时全国35%的比值低得多了。上海这个城市要降低国有经济比例，要经历的阵痛，或许超出我们的想象。

2000年，上海的工业增加值上升到了1999亿，较1990年的增幅347%。全国的工业增加值则为39931亿，较2000年的增幅为482%。全国的增幅仅是上海的1.4倍，较前10年的2.4倍的差距已经显著缩小。放开民资管制的结果，给了上海追上全国的机会，2000年，上海的GDP占全国的比值，从十年前的4.1%恢复到了5.1%。当然，这里不光有工业差距缩小的原因，还有浦东大开发，金融和商贸业大发展的原因。

这个时候上海最出名的产业应该就是汽车了，2000年上海轿车产量25万台，而全国的产量61万台，上海占比高达41%，主要的汽车品牌当然就是大众系列了，主要就是捷达和桑塔纳。这两个牌子曾经风靡全国，老蛮我的第一台车，就是捷达，开去自驾游，半路坏了个啥零件，随便找个单车修理铺都能换。虽然负责整车组装的上海大众是个中德合资企业，但是相关配件，那可是由遍布上海郊区的民营企业生产，并由上海规模庞大的商贸企业卖到全国各地的大小维修店去的。这里顺带说一句，现在大部分城市搞的合资车型，零部件大都无法实现国产，要换个螺丝都要等几个月时间进口，但是上海人民还是很靠谱的，引进一个车型，就将零部件统统国产化。这种产业链拓展意识，把中国其他城市甩在九条街之外。

1990年到2000年，上海所取得的另一项经济成就，就是金融领域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这里我必须明确一点：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如果把上交所的因素排除在外，纯粹只看银行业的话，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上海，在金融领域可以说一败涂地。1990年上海银行业的总收入554亿，到2000年上涨到7947，增幅13.3倍，然而同期中国银行业的总收入从17171亿上升到277067亿，增幅15.1倍。上海银行业的收入增长水平还比不上全国的平均水平。在存款余额数据上，从1995年到2000年，上海的各项存款余额从4675亿增加到9350亿，刚好增加了1倍；而全国的各项存款余额则从5.39万亿增加到12.38万亿，增加了1.3倍。上海银行连吸纳存款的能力都没能追上全国的平均水平。

然而“上交所”的存在挽救了上海经济。1991年上交所总成交额只有46亿，到2000年，达到了惊人的4.99万亿。对比这一年全国12.38万亿的存款总额，相当于全国每10块钱的资金，就有4块钱来上交所炒了一把股票。

（1991年排队开户炒股的上海市民）

1980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8亿，到1990年为71亿，增长了8.9倍，然而同期全国金融增加值从86亿增加到1144亿，增长了12倍，令上海望尘莫及。1990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金融领域的各项束缚放开，1990年年底上交所横空出世，上海的金融业终于获得了发展机会。到2000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685亿，较1990年增长了9.6倍，而同期全国金融业增加值为4836亿，较1990年仅增长了4.2倍。在改革开放二十年之后，上海人民终于能凭借上交所，骄傲的抬起头来，翻云覆雨，笑傲江湖。然而，股票交易所的本质是什么？是允许民间资本自由的买卖各种公司股票，成为各种公司，包括国企的股东。这同样也是开放民资的改革罢了。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从1980年到1990年，上海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原本占据了这个国家领导地位的上海制造产业，在改革开放后变成了拖后腿的产业。上海经济的转机，源于1990年深化改革，逐步放开对民资的管制，这终于使得上海经济在1990年之后逐步恢复了生机，勉强算是追上了全国的发展步伐。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上海经济曾因为民资管制而陷入衰退，又因为放开管制而重获生机。这是历史的教训。这个教训对于我们理解新世纪的上海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世纪虚火

第三章

21世纪的中国终于正式加入世贸，融入世界经济秩序之中。对民资的大部分封禁都已经解除，至少不敢再明目张胆的写在刑律上。从新疆买进一批低价棉花，运到纺织业高度发达的上海高价出售，这种最为正常的商业行为，曾经被视为“投机倒把”，1997年才从刑法中撤销，不再被视为犯罪。但是一直到2008年，这类投机倒把行为依然是重大行政违法行为，工商局是能够因此吊销企业的经营执照的。

中国人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善忘。现在只不过是2016年，距离投机倒把被全面撤销只不过8年时间，中国人就已经完全忘记了这档子事。在上海写字楼整洁的格子间里写着英文邮件的小清新们感慨着岁月静好人生如歌，沉浸在美好的幻梦之中，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是在08年前海淘一个LV的包包，恨不得都够格被送去劳动教养两年。

（2008年的浦东陆家嘴全景）

2001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529亿，当年度GDP为5210亿，占比10%；到2011年，金融业增加值2277亿，对比当年度19196亿的GDP，比值微弱上升到12%。10年下来，号称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经济对金融业的依赖度只上升了两个百分点，金融中心的地位实在有点名不副实。

2001年上海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555亿，占GDP比值为11%，到2011年增加到3041亿，占GDP比值为16%。这十年里，上海经济对批发零售这类商贸业的依赖程度提升了5个百分点，这显示上海作为全国商贸中心的地位在加强。

2001年上海工业增加值2167亿，占GDP比值为42%；到2011年，上海工业增加值7208亿，占GDP的比值微弱下降到38%。这10年里，上海经济对工业的依赖程度只下降了4个百分点，但工业依然是上海最重要的产业部门，2011年上海工业的经济规模比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的总和还要高出10个百分点。整体来说，2011年的上海依然是一个以实业为主的城市。

然而之后风雨突变，2011年之后上海工业产业的地位迅速下降，陷入了萧条之中。到2015年，只不过经历了短短的四年时间，金融业增加值4052，对比当年度24965亿的GDP，比值16%。批发零售业增加值3826亿，占GDP比值15%。2015年上海工业增加值7110亿，竟然还低于2011年的7208亿，占GDP比值剧降到28%，而金融和商贸业占比合计达到了31%，已经超过了工业的比值。

伴随着上海工业陷入萧条，上海经济同样丧失了增长性。2011年至2015年，上海的GDP名义增长率仅为30%，而全国的名义增幅为44%，上海的经济增速，已经显著低于全国的均值。其他几个一线城市，北京同期名义增幅为44%，广州47%，深圳还能达到52%呢。这么比起来，上海经济的孱弱，真是无从掩饰。

导致上海实业地位下降的的原因并不难找，在序章部分已经说了，国进民退之下，外资和民资都丧失了增长性，占GDP的比值固定在26%和24%，表现得跟效率低下的国资一模一样。2011年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2253亿，相对于2015年的2650亿，四年来的增幅仅为17.6%；而税负方面，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纳税额1156亿，到2015年达到了2049亿，增幅竟然高达77.2%。企业利润增幅根本无法与税负增幅相提并论。这种惨烈的税负压垮了上海的实体经济，表现在企业亏损率数据上，2011年上海工业企业亏损率为18%，到2015年就上升到了23.4%。

在实业一片萧条之际，2015年上海金融系统的各项存款余额突然出现暴涨，涨幅之大，令人目瞪口呆。2015年上海各项存款余额10.38万亿，相对于2014年的7.39万亿，增幅高达40%，增量高达3万亿；而同期上海的GDP只不过是从23560亿上升到24964亿，名义增幅只不过5.9%，比同期中国6.3%的GDP名义增幅还低。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GDP大致上就是全社会所有经营主体的毛利润之和。存款余额大致上应该是伴随着全社会的利润增长，伴随着GDP同步增长的，但是现在，上海的存款余额增幅，竟然是GDP增幅的7倍。在上海的实体经济一片萧条之际，城市的现金总量却暴增了起来。唯一的解释，当然就是全国的避险资金集中到了上海。

这一组存款数据需要对比。全国2015年的各项存款增幅为19%；钱倾天下的北京，2015年的存款增幅为28%，广州的存款增幅更是只有21%，这两个城市虽然较全国的平均增幅来说，高了一些，但也没高到离谱的程度。

唯一能和上海相比的是深圳，地下钱庄生意做得如火如荼，中国老百姓资金出逃的首选地，2015年的存款余额5.58万亿，相对于2014年的3.74万亿，增幅高达55%，增量2万亿。这么一看，上海这种离谱的存款增幅，其原因当然跟深圳一样，无非就是借助上海自贸区的对外资金通道出逃罢了。

（上海自贸区）

另外，3万亿的资金聚集上海，一定会推高城市的资产价格，促使上海的房价暴涨。2014年上海商品房销售均价20949元/平米，较2014年的16787元/平米，暴涨了25%。然而，在这笔三万亿的资金涌入上海之前，伴随着实业萧条，上海的地产市场事实上已经横盘很久了。2011年上海商品房均价14464,对比2014年的16787,3年来的合计涨幅仅16%，年涨幅只有5.1%，也就勉强跟上了通胀率罢了。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然而一场资金洪流，改变了一切。2015年暴涨的房价似乎掩盖住了上海实业萧条经济停滞的种种问题，令虚荣的上海人骄傲得要命。然而这种暴涨，实质上也只不过是虚火而已，一定不可能持久。

我们现在回顾整个上海的发展史。上海曾经是中国最强大的工业城市，一直到2011年，上海都是国内当之无愧的工业中心城市。然而此后上海的工业整体上陷入了萧条，唯有依靠金融和贸易艰难维持着城市经济。2016年1至4月，上海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下降了4.4%，出口下降了4.2%。可怕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民营资本投资额下跌了2.6%，工业投资下跌5.6%，这显示上海的本土企业家正在更加快速的逃离实业。这无疑将会加剧上海的萧条，令孱弱的上海经济雪上加霜。

在本文的最后，按惯例，我必须要问上海市民们一个问题：

这座你们热爱到骨子里城市，已经萧条了整整四年，在这个背景之下，你们是希望继续推动地产虚火，令它越烧越旺，最后玉石俱焚，将百年以来积累的财富，全部化为灰烬；还是希望及时扑灭虚火，壮大实业，将延续了百年的实业强国之梦，落到实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