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5年第四季度）”于11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总第36期)”今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发布题为《探底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的报告。

　　报告指出，2015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步入新阶段的一年，是全面步入艰难期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分化、微观变异、动荡加剧的一年。GDP增速的“破7”，非金融性行业增速的“破6”，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0增长”，GDP平减指数、企业利润和政府性收入的“负增长”，“衰退式顺差”的快速增长以及“衰退式泡沫”的此起彼伏，都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于2015年步入深度下滑期和风险集中释放期。

　　随着2季中国“稳增长”政策的全面加码，中国宏观经济将于四季度短期趋稳。但是，由于“通缩-债务效应”不断发酵，宏观经济内生性收缩力量不断强化，去产能与去库存不断持续、基层财政困难陆续显化、部分行业和企业盈亏点逆转，“微刺激”效果递减等因素，“稳增长”政策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本轮“不对称W型”周期调整的路径。2015年3-4季度不是本轮“不对称W型”周期的第二个底部。

　　2016年是中国经济持续探底的一年。在世界经济及周期、中国房地产周期、中国债务周期、库存周期、新产业培育周期、政治经济周期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16年出现深度下滑，本轮周期的第二个底部在其3-4季度开始出现。

　　2016年不仅要面对探底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将面临两大类风险：一是微观主体行为整体性变异带来的宏观经济内生性加速下滑的风险；二是各种“衰退式泡沫”带来的各种冲击和系统性风险。因此，我们必须对于改革动力体系的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世界经济的变异以及经济探底进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等4大问题进行高度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经济探底与以往下行期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萧条期有本质性的区别。这就是，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在低迷中又繁荣，在疲软中有新气象，在旧动力衰竭中有新动力，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经过2015-2016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长源和新的动力机制，中国宏观经济预计将在2017年后期出现稳定的反弹，并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之中。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2016年必须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再定位：

　　1、要高度重视世界经济在大停滞和大分化进程中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通过深入研究本轮世界危机爆发的本质以及传递的规律，来把握中国经济调整的性质和可能的方式。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逆转和基本参数的变化决定了“取长补短”式的供给侧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是本轮危机治理中的基本政策定位，需求侧管理具有辅助性，其核心在于防止转型过猛带来的总量性过度下滑和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2、近期出现的“衰退式顺差”说明全面启动供给侧管理和改革的同时，还需要重新定位需求侧管理政策，进一步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必有必要性。

　　3、要从战略层面认识到目前调动各级精英阶层的积极性是当前以及未来经济成功转型升级的核心。要认识到过度下滑甚至出现持续的萧条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社会风险，因此在反腐倡廉取得重大战略性胜利之后，应当在稳增长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新一轮大改革、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新动力机制。2016年应当借助经济探底的契机，重新审视和评估现有的改革，在大破大立之中寻找到大改革的突破口，并根据该突破口来重新梳理改革方案，寻找改革的可行路径。

　　4、高度重视2016年面临的两大类风险和4大核心领域。一方面要利用供给侧调整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阻断内生性下滑的各种强化机制，防止微观主体行为出现整体性变异；另一方面在强化监管的基础上关注可能出现的各种“衰退式泡沫”。

　　5、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率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建议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左右，总量达到2万亿左右，同时逐步将结构性减税转变为总量性减税，改革现有财政支付模式。

　　6、货币政策应当根据新时期的要求全面重构，其哲学理念、理论基础、政策框架和工具都难以适应中国新常态艰难期的要求。在宏观经济探底的进程中货币政策必须旗帜鲜明地从明确“稳健定位”转向“适度宽松”，以稳定市场预期，打破“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扭转目前内生性回落的悲观情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强外部宏观审慎监管依然是应对未来两三个季度波动的核心。坚持“财政挖渠，货币放水”的原则。

　　7、金融改革应当持续推进，特别是针对中国宏观“去杠杆”的资本市场改革、资产证券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组合性措施应当快速推进。

　　8、调整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改变简单宽松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房地产企业进行分类治理，防范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一方面防止部分区域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形成新一轮泡沫，另一方面防止三四线库存过高的城市出现局部房地产崩溃的问题。房地产库存调整政策应当与农民工市民化扶植政策结合起来。

　　9、随着宏观经济调整探底过程展开，经济下行压力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必须高度关注就业形势演变，防范和化解劳动力市场风险。低度的大福利体系的构建是放松就业约束的必然之举。

延伸阅读：

吴敬琏：新常态经济下行是供给侧发生了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克强总理17日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自中央高层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后，这一经济术语引起学界关注。

　　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说，新常态经济下行，原因是供给侧发生了问题，包括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况也就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

　　除了吴敬琏以外，杨伟民、黄益平、王一鸣、哈继铭、白重恩、姚余栋、贾康等经济学家和学者们都谈到了供给侧改革对于经济的影响。

　　中国经济头上的“三座大山”

　　在《财经》年会上，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说，可以把全球经济抽象想象成只有三个人，分别是：消费者，主要是以美国发达经济为代表;制造商，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原材料供应商，巴西、南非、俄罗斯等，甚至包括澳大利亚这类国家。

　　哈继铭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消费者受伤。消费者由于超前消费，储蓄率过低，美国储蓄率一度为负数，最后出现了金融危机。伴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对经济造成了重大的打击，消费者那时候消费不动了，在瞬间对制造商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中国制造业、出口行业工作的农民工突然失业，社会稳定受到一定影响，为此，中国政府当时出台了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哈继铭将其解读为，“你可以不消费，但我照样要生产”。

　　随着产能大量扩张，以及国内一些拉动内需的政策，房地产行业相当一部分的需求被提前释放。与此同时，其背后也有加杠杆推力在起着作用，经济各个部门杠杆率、债务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直至前两年，中国开始出现明显的“三过问题”：产能过剩、债务过高、地产供应过大。

　　哈继铭说，这是压在中国经济头上的“三座大山”。在这种情况下，再不断的刺激，会造成未来更多的过剩产能、更高的债务、更多的房地产供应过剩，这三座大山会变得越来越沉重，问题变得也越来越严峻。

　　从“管理需求端”转变为“改革供给侧”

　　从供给侧入手的结构性改革思路在此之前端倪已现。

　　“十三五”规划建议稿提出，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

　　有分析认为，高层的经济学思想已由以前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转变为供给、需求“两手抓”，甚至将把更多笔墨用于供给管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称，五年规划本来就是解决长期性的供给体系完善和供给结构优化。需求管理主要是短期问题，所以本来也不是规划的重点。建议稿的灵魂本质上体现的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问题，结构性改革的思想。

　　吴敬琏说，从需求侧，也就是所谓的“三驾马车”去解释和预测将要发生的情况，认为增长或产出是由需求总量决定的，这种需求总量的变动往往是短期的，或者说是周期性的。而从供给侧，从增长的动力包括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和效率去分析，则可以看出一个长期的趋势。

　　在《财经》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2010年二季度以后，季度增长率已连续22个季度在波动中下行。除了有周期性因素，最根本的还是结构性因素，供给结构已经不适应需求结构发生的变化。

　　他认为，只有提高生产效率，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和供给结构的变化。供给侧要通过产业的调整、创新来提高生产率，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通过结构性改革的调整，我们对明年经济的增长，应该也有一个乐观的预期。”

　　他说，明年一定需要推进供给侧的调整和改革，特别是要推进工业结构的调整。钢铁、水泥、煤炭、油气、有色金属、玻璃等上游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利润下降也最明显。如果扣除这六项，其他行业的利润变化并不是很大。所以，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上游板块要进行比较大力度的调整。这种调整要跟国有企业的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还要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

　　至于明年的经济形势如何，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表示，2015大局已定，只剩下一个多月不会有太多变化，全面估计中国经济增速在7%左右，至于左还是右，估计左的概率更高一点。

　　对于2016年，他的基本结论是底线可守常态难寻。2016年的中国经济还是在一个最基本的底线上实现增长，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更不会出现经济的崩盘，以及所谓的硬着陆。

　　改革关键在于能否忍住短期阵痛

　　哈继铭说，眼前来看，如果把刺激政策比喻为打麻药，它已经失去了功效，打麻药的唯一目的是动手术，如果不动手术光打麻药，还有什么意义呢?动手术就是改革，中国需要改革的东西太多了。改革无非是从两个领域寻找机会：一是寻找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二是在现有增长的推力下，使得增长的效率进一步提高。

　　他说，经济增长新亮点很多，不是对于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上认识不足，也未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关键是不是有决心能够忍住短期改革带来的阵痛，使得改革能够真正推进，让改革的红利在未来释放。

　　要使得明年的经济情况获得改善，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效率，特别是通过创新提高我们经济活动的效率。吴敬琏说，只是提高效率已经提了整整二十年，至今没有取得突出性的进步。

　　吴敬琏表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成就的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答案就是要改革，通过改革消除这些障碍。”

　　解决结构调整必须重视挤出效应

　　对于有些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说，这并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的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结构变化所带来的这种挑战，这就要求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整。

　　不过，在这个调整期间面临着权衡。白重恩说，因为既有一些行业确实产能不足，又有另一部分是供给不足。那么是否要为这些产能不足的行业进一步保证它的需求，使得它不会受太大的损失，同时也希望新的供给能够成长起来呢?

　　在权衡考虑的时候，就一定特别关心挤出效应。他指出，目前经济中出现了几个现象都跟挤出效应有关。第一，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但是至少现在没有显性的失业问题。第二，工资增长的速度比GDP增长的速度要快。第三，从09年底到现在实际利率在不断地上升。

　　那么，如何来保障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也是比较平缓的一个过渡?

　　白重恩表示，当用刺激性的投资来为产能过剩的行业创造需求时会挤占资源，使得市场上有活力的部门获得资源的成本在上升，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资本的成本也在上升。“所以，要解决结构调整的问题，就必须要重视挤出效应。”

　　他强调，一方面要特别关心挤出效应，在考虑财政刺激的时候一定要适度，如果过度的话，挤出效应对新供给的形成会产生损害;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让新的供给产生成本的降低。

　　“一个是简政放权，希望企业在这方面的负担能够降低。另外，盘活现有的资产，现在很多资产利用的效率非常低，如果让这些资产效率提升，就可以腾出资源支持新的供给的形成，一个很大重要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白重恩表示。（来源：一财网）